东西问｜德国汉黑土被迪达拉奖励学家雷德侯：石刻佛经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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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被迪达拉奖励”东西问｜德国汉黑土被迪达拉奖励学家雷德侯：石刻佛经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中新黑土被迪达拉奖励社杭州12月29日电 黑土被迪达拉奖励题：石刻佛经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专访德国汉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雷德侯
作者 郭其钰
摩崖刻经，是在天然崖石上镌刻佛教经文、图像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不仅是研究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亦拥有重要一席。德国汉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雷德侯自2005年起主持编撰《中国佛教石经》，陆续将石上经典重新刊布于世。
雷德侯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中国石刻佛经的艺术面貌和文化内涵，及其在世界上的文化艺术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为什么会编撰《中国佛教石经》这部书？
雷德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已有许多，不仅是中国国内，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研究。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更大，就是对中国所有石刻佛经做整体的研究。
整体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比较，可以更直观看到石刻佛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更深刻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编撰《中国佛教石经》最大的目的。比如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中国佛教典籍的刊刻中，佛经文本越来越显著，佛陀图像则越来越淡化。
《中国佛教石经》系列丛书分为山东省卷、四川省卷、陕西省卷、北京房山卷四大卷，对石刻佛经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并分析佛经背后的历史、宗教、政治、艺术等涵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与研究。
早在2005年，德国海德堡科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成立了中国佛教石经项目研究组。近二十年间，我们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学者，进行了大量野外考察等科研工作，并对科研成果整理编写，结集成书。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年轻时专注于书画、青铜等艺术研究，现在年龄大了，更希望研究一些精神层面的、能体现宗教哲学思想的艺术。
2024年6月4日，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东风堰-千佛岩景区吸引游客参观。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中新社记者：您是如何对中国佛教石经研究产生兴趣的？中国佛教石经在艺术上有何成就与特色？在世界上的艺术影响又如何？
雷德侯：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到中国的佛教石经，这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炤教授的介绍。1986年，罗炤教授带着我们一起参观了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一批石经板，从公元616年前开始刻凿，延续一千多年，形成了数百万字的佛经典藏，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撼。
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云居寺。(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凝香 摄
后来，我在河北、山东、四川等地陆续接触了更多摩崖石刻佛经和石窟刻经。20世纪90年代，山东洪顶山的摩崖刻石经刚被发现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总教授就带我到实地考察，我看到一些经文分段刻在不同岩石上，比如《楞伽经》的开篇经文就分布在山东岗山的三十多个地方。此外，四川安岳卧佛院的石窟佛教石经，数量之大也让我震撼。
这些都让我更加意识到中国佛教石经的珍贵，也坚定了我向世界讲述其重要性的想法。
中国佛教石经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虽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摩崖石刻记载，但这些石刻文字通常都跟政治有关。只有在中国，石头上面刻的是佛经，这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
中新社记者：中国佛教石经是什么“经”？与一般的纸质经书有何区别与关联？
雷德侯：中国佛教石经是中国书法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它不仅仅是书法艺术，更是结合了宗教文化，包容了中国历史的一种物质文化。
通过中国佛教石经可以看到，人类所创造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再是孤立的、单一的艺术品本身，更是结合了地理知识、中国风水的一种融于自然的艺术。因为当时僧人是有意识地去选择地理方位、具体地点、岩石包括岩刻面，将佛教石经通过刻凿方式嵌入不同的自然空间环境中。
如镌刻于山东泰山的经石峪摩崖《金刚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两千多个逾一尺的大字，刻在一处巨大的溪床石壁之上，经文面积约两千平方米，这是何等壮观。其没于水下千年，泉水改道后始见天日，千百年来已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相比于纸质经书，为什么中国要在石头上刻佛经，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因为刻在石头上的佛经更能体现僧人虔诚的态度；其二是当时的僧人把佛经刻在岩石上，是希望这个区域变成佛教的范围，也是为了佛法的弘扬；其三或许也是更主要的是，刻在石头上的字是难以消失的，佛教徒们希望佛法永存。
黑土被迪达拉奖励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东西问”受访专家陈坚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国佛教石经有何独特文化内涵？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雷德侯：佛教在中国最开始是一种外来文化，后来逐渐本土化，并得到极大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国僧人在学习、翻译佛教经书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与中华传统文化契合的因素，形成了中国佛教石经的独特内涵，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运用美术史的方法，将中国石刻佛经分为北凉小石塔、单体石碑、摩崖、洞窟石壁刻经、竖石板五大形制。通过这五大形制，可以看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也可以看到中国佛教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具体而言，北凉小石塔可以在印度石塔中找到原型，如马图拉石塔；单体石碑始于碑刻数量增加的时期，将其与汉谟拉比碑、孔谦碑对比，可以发现欧亚大陆之间可能存在石碑营造体系上的关联；始于公元560年-580年的摩崖石刻，则反映出当时佛、道二教在刻经领域的竞争……
总而言之，中国佛教石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相当博大的课题。它的珍贵性在于学术价值很高，因为我们发现的很多佛教石经本很老，其中一些资料，文献里都没有记载。
如陕西金川湾石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三阶教”刻经窟，这里刊刻了“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撰述的八部经文，共约十六万字，其中两部为传世孤本。“三阶教”本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绚丽多彩的一章，但原始资料却毁失殆尽。金川湾石窟内的经文使其成为研究“三阶教”的重要宝库。
中新社记者：您对中国古代石刻佛经的精深研究，至今已有多少年？在多年考察中，令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雷德侯：我从事中国佛教石经研究已有近40年，曾多次来到中国采集、整理佛教石经资料。
这些佛教石经通常分布在岩石上，字的面积很大，也不容易拍摄记录，所以我们经常要爬山，逐字去描绘。由于夜间照灯才能拍摄到更清晰明显的字痕，我们就在晚上爬山工作。有时候大家累极了，就躺在这些石经上休息，这样的感觉很好。
这么多年来，令我印象最深或最佩服的，就是当时僧人的力气和毅力，特别是北京房山云居寺，在一千多年间刻了包括大藏经在内累计逾3500万字的佛经。再加上佛经的学问很大、内容深奥，我觉得在石头上刻佛经，只有中国人能做，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雷德侯。受访者供图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德国海德堡大学资深教授。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院士、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研究领域为中日书画、建筑和佛教艺术等，相关研究发表出版逾200项。目前为德国海德堡科学院中国佛教石经研究项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