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叶海林铜铜铜铜铜铜铜好大好深色板免费：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往来，有何历史和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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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铜铜铜铜铜铜铜好大好深色板免费社北京12月25日电 题：中国铜铜铜铜铜铜铜好大好深色板免费与南亚国家友好往来，有何历史和现实基础？
——专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叶海林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崔白露
中国与南亚国家地缘相近，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成就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当前，如何发挥中国与南亚国家各自文明优势，加深各领域互利合作，为千年文明互动赋予新的生机活力，谱写构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成为新时期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命题。
近日，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叶海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文明互鉴角度出发，对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深度解读。
视频：【东西问】叶海林：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往来，有何历史和现实基础？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亚洲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的家园，中国与南亚地缘相近，交流交往史源远流长，历史上曾书写了哪些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叶海林：中国和南亚地区隔喜马拉雅山相望，历史上，群山并未阻挡中国和南亚地区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当时，中国与南亚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主要依赖四条通道。
第一条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伸，被称为西线，从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出发，经阿富汗、中亚，再从现在的巴基斯坦进入印度。
第二条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国境内出发，经贵州、云南进入缅甸，再从缅甸经孟加拉国进入南亚。
第三条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之间的通道。虽然喜马拉雅山高耸入云，但有很多山口，探险者和文明先行者可以从中穿越，为中国和南亚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创造了条件。
第四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经安达曼海进入南亚次大陆，再进入阿拉伯海，一直到波斯湾地区。
这四条通道构成了古代中国和南亚地区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途径，也成就了中国与南亚之间密切的文化接触。
云层中的喜马拉雅山脉。(资料图)中新社发 张弛 摄
中国和南亚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当代。西方殖民主义兴起后的短暂时期内，中国和南亚地区各民族被迫卷入西方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整体的文明历史长河来看，友好往来始终是中国和南亚地区各民族交往的主旋律。
在友好往来历史中，最值得回顾的是中国和古印度文明之间围绕佛教展开的文化交往。佛教不仅属于今天的印度，还是古代南亚次大陆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从汉朝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风格和教派后，又由中国向其他地区传播。在此期间，许多中国僧人到古印度求法，也有很多古印度僧侣到中国弘法，如玄奘法师、达摩祖师等。中华文明和南亚文明以佛教为纽带的密切交往，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成果。
此外，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也给南亚地区人民带去福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传至南亚，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到了近代被迫卷入西方殖民体系后，中国和南亚各民族之间依然守望相助，在反帝反殖民运动中结下深厚友谊，如印度医生柯棣华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国协助抗日等。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南亚国家毗邻而居，在社会文化上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叶海林：作为亚洲古老文明的代表，从精神层面来讲，中国和南亚各民族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是亚洲文明的核心。在同异域文明打交道时，中国和南亚各民族多数时间都恪守交往的和平性，这一点同西方形成鲜明对照。
此外，东方文明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的宗教社会更强调人与神的关系。虽然中国和南亚各民族的宗教理念也有差别，但都没有唯我独尊的思想。如印度是一个在多神教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传统中国是基于世俗的价值观所形成的以礼仪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两者都不是一神教下的社会，都非常突出人的核心位置。
在文明的思想基础上，中国和南亚国家重视人的价值、家庭和亲属关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在政治和经济理念上，中国和南亚国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契合了当今世界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和南亚各国人民都面临去殖民化和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的政治需求，珍视独立、自由和现代化发展机遇，也是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
今天，作为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的两个次区域，中国和南亚地区都面临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也对如何走好现代化道路形成广泛共识。
中新社记者：人文交流是国家间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推动合作的有效方式，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实践？
叶海林：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与日俱增。许多南亚国家学生在中国留学，也有很多中国青年到南亚留学、工作，在增进相互了解的同时，也把第一感受带回本国，为进一步交流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第一手资料。
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古典文明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合作，为增进相互理解和促进文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例如，谈及中国和尼泊尔的文化交往，人们一般会想到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建造的北京妙应寺白塔，但现在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修复项目等。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围绕犍陀罗文明的保护合作、中国与阿富汗的文博考古合作、中国与印度在古典文明研究方面的智库合作等，也是近年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的典型案例。这些具体实践成为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基础，产生穿透时空的深远影响。这样的案例已有很多，未来还会更多。
2023年9月8日，甘肃兰州，“香远溢清——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开展。图为观众参观展品“持蜡烛供养人像”。中新社记者 九美旦增 摄
不可否认，中国和南亚国家文化交往仍有不足。中国和南亚最大国家印度在双边政治、经济关系上存在一些固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但中印两国民众对对方是充满好奇的，尽管双方均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刻板印象，但恰恰也显示相互的兴趣，才会产生文化碰撞。如果没有兴趣，中印两国民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西方国家，不会有误解，但也不会有理解。一些文化碰撞是值得鼓励的，当然也要注意引导，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
中新社记者：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呈现什么特点？
叶海林：一是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在文化传统、精神世界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共同的文明价值观给友好合作、交流互鉴奠定基础。
二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重视实效。在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合作项目当中，既有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也诞生了经济往来和科技合作，双方人民都能从这种交往中获益。
三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可以穿越障碍。例如，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的文化交往、经济往来始终较为紧密。互联网上有一句流行语是“谁也不能阻止中国和某个国家的友好，这个国家自己也不行”，这话就可以用在中印之间，谁也不能阻止中印两个古老文明和古老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印度政府也不行。
当然，亚洲的文明交流互鉴还面临阻力，包括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国际关系调整、国际格局变化等，交往时也要克服一些文化观念、社会习俗的冲击。但中国和南亚国家在文明基础方面的许多共同点，可以让文化冲击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因此总能找到途径克服阻碍。
中新社记者：当前，通过各领域务实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有何基础？取得哪些成果？
叶海林：无论是从文明传统、现实需求出发，还是全球经济转型角度来看，中国和南亚之间的经贸合作基础良好。
首先，如前所述，文明的共通性有利于中国和南亚各国更好地相互理解；其次，中国和南亚各国都面临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也存在广泛共识。最后，在产业、经济、技术发展方面，中国与南亚各国互补性强，有很大合作空间。
例如，作为中国和南亚国家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化框架，共建“一带一路”，陆上方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方向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在地图上画出这两条线路，它们的交汇点就在南亚次大陆。在此框架下，无论是中巴经济走廊，还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农业合作，这些年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曲线，结出丰硕成果，如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斯里兰卡产业园区和港口合作、中国与孟加拉国的产业对接、中国与尼泊尔的能源合作等。中国和印度在政治上存在一些困难的情况下，经贸合作仍不断攀高，可见双方还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8日，由中企承建的尼泊尔博克拉国际机场外景。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对各自发展需求和共同的全球挑战，未来中国和南亚国家可以在哪些领域加强协作，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
叶海林：首先，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人口超过了全球总人口的40%，如果中国和南亚国家能携手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全球四成人口获得了进入现代化的机会，这本身就是对全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中国和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例如继续发掘劳动密集型经济潜力服务于国家经济，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
再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如能充分发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人口优势，并把人口优势转化为消费需求优势，以此引领全球产业合作和延长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能对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中国与南亚国家都是资源稀缺型，在发展集约型经济、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有共同需求，在新能源、新技术领域方面有发展潜力。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相关合作，也能给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启示。(完)
受访者简介：
叶海林。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叶海林，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中方董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常务理事、新疆智库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国别学、战略学、发展中地区国际关系、中国对亚非外交、印度政治经济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当代中印关系研究》《理解巴基斯坦》及权威期刊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