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翟东升:小youyou萝㓜交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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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youyou萝㓜交”东西问|翟东升:小youyou萝㓜交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中新小youyou萝㓜交社北京10月25日电 小youyou萝㓜交题: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
作者 裴心语 崔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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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数十年来,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各国民众交流往来,推动科技变革与人类文明进步。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进程面临新形势,全球治理也面临新挑战。
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受邀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全球化的新形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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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趋势,但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
翟东升: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源自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源自世界各地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源自消费者对更低成本和更好产品的持久需求。因此,长周期看,全球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历史的演进是曲折的、波浪式前进的,因为主导人类历史演进的力量,除了市场还有政治和安全因素。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狂飙突进,激发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西方社会内在的反抗性力量。
2008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变局,本质上就是对此前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调与修正。上一轮逆全球化周期,或者说全球化的上一个调整周期,是1914年至1945年,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一次贸易保护浪潮。正因如此,中共二十大报告用动荡变革期来概括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准确而及时的。
本轮全球化的调整期会持续多久?我个人认为会持续较长时间。首先,上一轮的调整期是31年,两轮世界大战导致应力释放快速且充分。而这一次,大国之间至今并未直接开战,此前全球化上升期所积累的各种应力,比如贫富分化、多元文化冲突、国家间力量失衡等,没有快速释放,而是以缓释的方式展开。所以,这轮全球化调整期估计会以时间换空间:不像上一轮那样惨烈,但恐迁延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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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全球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扮演了何种角色?
翟东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果排除了中国和印度,就主要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崛起,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崛起。原因在于,从经济数据来看,它们占全球GDP和国际贸易的比例并没有持续的趋势性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获得明显跃升。但通过联合自强,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还相对有限,潜力却很大。全球80亿人口,南方国家约占56亿。如果这七成人口能逐步走上社会变革、治理提升、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那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外循环空间也将大大拓展。
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发生了“分化”,既有崛起之国,也有很多原地踏步,还有些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和现代化倒退。所以,不是简单一句“融入全球化”就可以实现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发展的道路上非常拥挤,还到处是坑,不存在一个简单明晰且可复制的普适性方案,必须根据国家自身的禀赋和国情,结合变迁中的国际环境制定适当的发展策略。
例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中国的态度不是彻底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逐步开放市场,渐进融入世界,持续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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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何内涵和价值?如何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翟东升:中国提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这意味着,推动多极化的进程,既不能失序也不能搞霸权,全球化应惠及广大人民。
西方智库和媒体造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潜台词是想离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明确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利用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国际制度变革,让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均能从中获益,才能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调整新时期,您认为中国还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局?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翟东升:中国在推动和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还面临若干难题,如内部利益的冲突和调整。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解决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如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升保障力度,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做大做强国内市场,释放14亿人的消费能力和创新动力,提升民生保障和财富再分配力度。
过去中国经济规模小,是以开放促改革,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大了,则能以自身改革促世界开放。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大市场和更多创新产品与服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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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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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多年来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等方面建树颇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ECONOMICS& POLIT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