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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黄色网站操坤巴塞桃子在新疆吐鲁番安乐古城南边黄色网站操坤巴塞桃子的废弃佛塔下，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陶瓮，瓮里装着几卷佛经和古籍文书，其中有一张残页最引人注意，它起于“是岁刘备帅军伐至巫山秭归”，终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写的是三国时期吴主孙权的故事。
残页出土后，考古学家郭沫若将之与传世的宋代刊本《三国志》比对，除了七处文字上的细微差异外，整体内容完全一致，此后又有机构做了纸张年代鉴定，最终得出结论——这张残页，出自一本诞生于公元265年至420年间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这说明在陈寿写完后不久，它就传到了新疆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在新疆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的陈凌说。
这份抄本使用的纸张和字体都颇为讲究。陈凌说：“它的纸张尺寸是当时中原地区标准的一尺大小，使用的字体则介乎于楷书和隶书之间，也就是说，它大概抄写于魏晋时期字体产生转变的年代。”
实际上，新疆不止出土过这一份《三国志》抄本。1909年，北魏时期写本《吴书韦曜华覈传》出土；1924年，晋写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出土；1965年，晋写本《魏书臧洪传》和《吴书孙权传》出土……一共六份抄本，证明了这部历史巨著在当时的西域也颇受重视。
“《三国志》是正史，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抄写，所以它应当是通过官方途径传入新疆的。”陈凌说，“安乐古城南佛塔出土的这份残本对于我们研究汉字的发展，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在边疆地区的出土，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传播范围之广，对理解中华文明一体有很大的意义。”
数千年来，随着商人和士徒往返于中原和西域，两地的文化也在不断交融。气候干燥的吐鲁番盆地，留存下许多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的黄色网站操坤巴塞桃子文献佐证，其中便有《论语》《千字文》《仓颉篇》这些随处可见的启蒙教材。
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这是一位名叫卜天寿的学生的课堂作业，他在纸上还写了几句俏皮话，请求老师早点儿放假：“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从残卷的抄写内容可知，卜天寿的课本不仅有《论语》，还有《千字文》，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字体工整有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
“比如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也是大概魏晋南北朝后期就传到新疆了，它是通识教育的读本，传播得更快，”陈凌说，“能够把中原的这种基础教育内容同步传到这个地区，意味着当时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新疆，如果做不到有效治理，那么这东西是不会这么快传过来的。”
如今，在安乐古城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卜天寿所抄写的《论语郑玄注》都被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千年前书卷与文化的千里西行故事，讲给如今的观众听。(《中国新闻》报作者王曦泽)